汉语是富有诗意的语言——中国诗歌的语言之体和文化之用

　　读者在2021广州新年诗会现场参观。许建梅摄/光明图片

　　第六届中国诗歌节在四川成都杜甫草堂举办。新华社发

　　编者按

　　什么是诗歌？《毛诗·大序》记载，“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美学家朱光潜说：“诗是一种惊奇。”的确，诗歌以其丰富的情感、凝练的语言、美妙的韵律，书写着中华文化的历史脉络，融入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本刊今天特邀三位学者结合自身诗词研究和创作的体悟，分别从诗歌的语言艺术与文化内涵、语言创新以及修辞手段等层面，讲述诗歌国度的诗意传承。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诗的传统源远流长，遗产丰厚。无论创作、欣赏，还是批评、接受，诗歌一向都是中国文学长河的主流正脉。不学诗，无以言。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方式，诗性智慧渗透在中华文明的方方面面，是传统文化的鲜明象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华民族是一个诗性民族。诗性语言，与中华民族的审美文化彼此呼应，构成中国诗歌体用不二的整体。

　　1.一切语言的内核都是诗

　　文学是一种语言艺术，而诗歌尤其如此。中国诗歌的许多概念，在西方缺少相应的语词，如意境、滋味、兴趣、风神、气象，其根源即在于语言。所以朱自清在《诗的语言》中指出：“本质而言，诗歌不过是语言，一种纯语言。”一切语言的内核都是诗，而汉语是一种最富有诗意的语言，因为最适合情兴和意境的生发，若干汉字组在一起就能展现出朦胧、象征、暗示、含蓄等艺术魅力。

　　汉语缺少词形变化，但有四声的区别，词和词的连接往往不是形连而是意连，其间关系非常灵活。很多时候，逻辑连接词需要读者来填充，因而造成中国诗歌富于灵动的效果，富于包蕴性、联想性、多义性，给读者留下自由想象的空间。

　　比如罗隐的《登夏州城楼》：“万里山河唐土地，千年魂魄晋英雄”，两行诗、两组意象，密集排列，缺少相关文化背景知识的西方读者往往不知所云。可是，若给关键的“唐”“晋”二字，增补一些背景知识和联想，意象和情思就会随着两句之间的互文关系，行云流水般渗透出来。

　　这里要引入一个诗家语的概念，即由于字数、格律和声韵等限制，诗家所特有的句法结构和表达方式；不同于散文等其他文体，往往更趋精练含蓄，语句叙述则变化多端，经常有跳动性。

　　比如运用互文，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出塞》），白居易“主人下马客在船”（《琵琶行》）；运用紧缩，把两句的意思压缩到一个诗句里，其间的关系留给读者体会，像王维“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观猎》），杜甫“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旅夜书怀》）；还有活用，王安石“春风又绿江南岸”（《泊船瓜洲》），孟浩然“风鸣两岸叶”（《宿桐庐江》），王维“郡邑浮前浦”（《汉江临眺》），李清照“应是绿肥红瘦”（《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散文也经常使用词类活用这一修辞手段，但远不如诗词用得普遍。

　　更普遍的是运用省略，比如，杜牧“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赤壁》），两句之间省略表示假设关系的连词；白居易“上穷碧落下黄泉”“钗分一股合一扇”（《长恨歌》），“下”“合”后承上省略动词“穷”“分”；杜甫“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月夜》），“香雾”“清辉”后省略谓语。还有上下句之间语意须互相补足的，称“交互省”或“会意省”，如孟浩然“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山中问答》），从答话可推知问话内容；杜甫“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登岳阳楼》），实际是说，昔闻洞庭湖上有岳阳楼，今登岳阳楼观洞庭湖。

　　还有错位和倒装，比如杜甫“香稻啄馀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秋兴八首》），“啄馀鹦鹉粒”应为“鹦鹉啄馀粒”的倒置；李商隐《隋宫》“玉玺不缘归日角，锦帆应是到天涯”，把本应在句前的“不缘”“应是”插入句中。而王维“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香积寺》），正常顺序应为：危石边泉声咽，青松上日色冷。经倒装，泉声、日色更为突出，显得有声有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