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考古学的特色与风格

　　正确理解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考古学的丰富内涵，是中国考古学繁荣发展的基本前提。我们可以从4个方面理解中国考古学的特色。

　　筑牢中国理论之基。考古学是一门根据古代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科学，具有鲜明的历史学属性。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唯物史观也逐渐进入中国学界的视野。1930年，郭沫若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融文献记载、甲骨文和金文材料于一体，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国考古学界的代表性学者夏鼐和苏秉琦都自觉地学习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倡导在正确史观引导下，实现从“为考古而考古”到“为历史而考古”的转变。经过30多年的发展，到上个世纪80年代，“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中国社会历史与民族文化相结合”，考古学的“中国学派”宣告成立。新中国历史学和考古学取得的重大成就充分证明唯物主义历史观是我们研究历史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发现历史和解释历史是考古学的基本职责，以史育人是考古学的重要使命，什么样的史观就会导致什么样的历史解释和历史书写。广大考古工作者只有不断加强理论修养，不断探索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本学科材料的有机结合，才能构建起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考古学的理论体系。

　　探索中国方法之用。经过几代考古学者的工作实践和不懈探索，中国考古学在田野发掘、年代测定、成分分析和文物保护等领域的技术手段不断成熟规范，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考古学技术体系，诸如土遗址和有机质文物的发掘与保护技术在世界范围内都处于领先地位，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

　　以最重要同时也是最基础的田野发掘技术为例，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殷墟考古发掘中，以梁思永为代表的中国考古学者既充分借鉴西方考古地层学的长处，更从中国古代遗址的具体实践出发，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发掘方法并传承至今。在理论方法层面，以苏秉琦、俞伟超为代表的中国考古学者以器物类型学分析为基础，开创性地提出了考古学区系类型理论和文化因素分析方法。

　　新时代的考古工作者要坚定学科自信，博采众长，守正创新，围绕“延伸历史轴线、增强历史信度、丰富历史内涵、活化历史场景”的根本任务，大力开展学科交叉和学科整合研究，积极探索新技术新方法在本学科中的运用，特别是要在田野发掘技术、考古信息提取、文物成分分析、科技检测手段、遗迹遗物保护、历史场景复原以及考古历史融合等关键领域不断拓展和完善新方法。

　　凝练中国问题之核。中国考古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1926年李济在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的中国考古学者第一铲就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1930年，受蔡元培、傅斯年的委派，中国“第一位考古专门学者”梁思永不远千里，奔赴黑龙江齐齐哈尔市，发掘了新石器时代的昂昂溪遗址，命名了昂昂溪文化，在关键的时刻，用出土文物实证了东北地区的文化渊源。上个世纪70年代，随着考古材料的大量累积，苏秉琦提出中国考古学要聚焦“中国文化起源、中华民族的形成、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等重大问题。

　　身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了解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古国的发展脉络和历史规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从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中寻找治国理政的智慧。考古工作者要立足田野一线，通过对考古材料的深入理解，凝练重要问题，做关乎民族复兴和文化自信的学问，当识大体、陈大义、有关怀、能担当的学者，把考古学建设成视野宽广、格局宏阔的学科。

　　阐释中国文明之美。人类文明充满了多样性，每一种文明都诞生于特定的时空背景，形成了自身的文化传统，散发着独特的文化魅力。考古研究表明，诞生在世界东方的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是人类文明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在历经文化谱系构建和古史重建之后，中国考古学的学科重心必然要转向文明阐释的主战场——“凝练文明基因，阐发传统价值，厚植文化自信，助力民族复兴”是新时代中国考古学的重要使命。

　　考古学者要善于运用考古学的手段，科学挖掘蕴含在中华文明瑰宝中的优秀文化基因，深入研究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准确把握中华文明的基本特征及其在人类文明中的重大贡献，深刻阐释中华文明“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价值传统，推动人类文明走向“美美与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