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转型之道

  如今，人们谈起芝加哥，往往津津乐道其成功的多元化产业结构，笔者发现这得益于芝加哥政府的巨大推动力，尤其是两位戴利市长的贡献。美国是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高度分权的社会治理结构下，政府属于典型的“小政府”，而推动区域产业转型恰恰是一件错综复杂的“大事情”，有限的资源下，芝加哥政府如何一次次成功推动城市变革的呢？
　　
　　当人类文明由农耕时代到工业社会后，社会经济加速发展，很快由重工业迈入到技术含量更高的电气工业。再到所谓后工业时代，人类科学技术进步的速度前所未有，机会稍纵即逝，曾经的领头者几年后就可能濒临破产。城市作为人类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若无法跟着产业发展节奏，就只能让位于其他城市，成为一个旁观者甚至被淘汰者。从某种程度上讲，芝加哥三次大转型，也正是人类文明转型的微缩版。
　　
　　在中西部城镇纷纷兴起之际，芝加哥于19世纪20年代开始筹集开凿连接密歇根湖和密西西比河的伊利诺-密歇根运河，并于1848年最终建成，凭借自然优势一跃成为连接南、北部和东、西部最重要的贸易通道，面粉、肉类加工、罐头和木材加工等本地工业迅速发展，而船具、农用机械设备、建材以及印刷业等早期制造业也崭露头角。良好的轻工业基础，还让芝加哥抓住了此后的铁路建设潮，并顺次实现了重工业化转型，1875年芝加哥的钢轨产量已名列全国第一，机械工业和冶金业也因此崛起。
　　
　　而后芝加哥一度陷入近40年的萧条期，直到世界经济爆发以电力的广泛使用为标志的“能源革命”，芝加哥抓住机遇，发展了丰富多样的新兴产业。1933 年，福特汽车公司在芝加哥设立分厂，汽车业成为城市经济新的组成部分。电子机械和电子设备制造业是新兴工业中发展最快的部门，出现了西尼斯、摩托罗拉、阿德米诺、哈利克拉夫特斯等一批巨型企业。而1945年，芝加哥都市区生产的收音机和电视机已占全国1/4，成为美国电话设备制造中心。
　　
　　无疑，至20世纪50年代，经近百年的努力，芝加哥恰似神话一般，不仅成为一路领跑的工业重镇，也居于美国无可争议的全国性都市地位。
　　
　　然而繁荣高点的上世纪50年代也是芝加哥城发展的转折点。由于冷战时期形成的国防工业与高科技产业相结合的新经济浪潮与新的经济增长点失之交臂，仍以传统制造业为主的芝加哥面临多重困境。“二战”后，日本、联邦德国及第三世界国家经济恢复与重建，较低的劳动和生产成本吸引着传统制造业的逐渐外迁。加之经济萧条致使国内需求下降，生产严重过剩，企业难以为继，失业增加，人口减少，同时还伴有工业化所致的城市污染等诸多问题。
　　
　　1980年代中期，芝加哥从打击中清醒，对城市产业结构发展做了新的规划。
　　
　　芝加哥首先放弃已经成为夕阳产业的钢铁、冶金等重工业，并还通过税收优惠、帮助解决土地问题等措施扶持有优势或已建立产业链的食品、印刷、金属加工等轻工业。而今，芝加哥是美国乃至世界食品产业的生产重地，印刷业与出版、广告等行业相匹配，具有较为完整的产业链。
　　
　　此外，芝加哥还大力引进投资，尤其是软件业、生物制药业等高新科技产业的研究、开发和管理部门。而位于芝加哥的芝加哥大学、西北大学、伊利诺伊大学和伊利诺伊理工学院等知名院校则恰恰能为这些高科技产业提供丰富的人力资源。
　　
　　如今最为世人称道的是芝加哥大力促进商业贸易、金融、旅游和会展业等第三产业发展的关键举措。金融业方面，芝加哥有全球最大的期货交易市场和大量全球最大的银行总部或分部，银行个数仅次于纽约，占美国第二。风光旖旎的密歇根湖，有着浓厚欧美韵味的城市建筑，别具一格的各类公园，适中的地理位置和便捷的交通，加之众多的博物馆、艺术馆等丰富的文化设施，使得芝加哥旅游业也成为现代经济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