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艺术传播网   文章作者:李志恒  点击次数:


今年9月胡润百富榜公布时,有两则信息被单列出来,一则涉及延伸,一是事关聚集。历经猜测、抵制、熟悉与适应等社会观感和情绪,这份自1999年创建以来的榜单,已在不经意间成为衡量评判中国财富标准的权威数据之一。

涉及延伸的话题,是在IT和地产之后,中国富豪的主营业务,近年来大为扩展。这个位于中国顶端财富位置的阶层,之所以长期被质疑,是因其在产业与泡沫,或财富与权力之间高度的迭合程度,以及难以用市场思维叙述的成长轨迹。此番向多领域拓展,稍稍平复了公众的逆反情绪,亦从侧面验证产业改革或整合的宽维度进展。

而事关聚集的关键词,是鄂尔多斯。

大约自七八年前,随着内蒙古经济的异军突起,连续占据全国增速第一的位置,其中的区域佼佼者鄂尔多斯便日益成为财经界的热点话题。彼时鄂尔多斯英气勃发,经济成长一日千里。作为后发地区,鄂尔多斯的赶超战略曾赢得舆论的一片赞誉。

本次胡润百富榜所涉的聚集话题,正是鄂尔多斯以16位富豪,成为仅次于传统富裕地区浙江绍兴的全国第二座中小城市富豪聚集区域。在西部,这是一个罕见的现象。然而,这一次,鄂尔多斯并未赢得以往的掌声——恰恰相反,自前年以来逐渐发酵的针对鄂尔多斯崛起路径的质疑,又迎来新的抨击内容。

事实上,在鄂尔多斯人均GDP超越香港的消息被公布传播之后,这座历史上以“宫帐守卫者”而得名的蒙西城市,便再也没能回复平静。高速增长的GDP硬件与相对滞后的城市软件之间的落差,构建了外界批判的理由。

16位富豪的井喷上榜,既是鄂尔多斯在新世纪中国重化工业突起,资源型城市应运再兴的区域造富运动的自然传承,也是GDP总量抬升之后,反馈到参与这一进程企业与企业家身上的必然投射。

鄂尔多斯发展路径的正确与否,是一项无法在仓促之间做出判定的课题。但无论如何,以经历近现代化进程半世纪甚至上百年的沿海城市软件标准,去衡量一座走进现代不过十数年的沙漠间城市,其立意及折射面并不公允。真实的鄂尔多斯,也并非如被放大的新闻碎片那般,庞大而无趣。

 

赶超路径

围绕鄂尔多斯的誉与毁,都在GDP

作为20世纪下半叶衡量全球各经济体经济状况的最佳指标,GDP迄今还未能被其它指标替代。这说明,尽管GDP多年来受到经济学界程度不一的诟病,但依然是最值得信赖的经济成长指数度量衡。

有关鄂尔多斯的赞誉,即是其近十年来GDP连续翻番,在不牺牲环境的情况下给地方带来的巨大良性链式反应;而针对它的批评,亦是因GDP狂飙之后如何维持继续大幅度增长的选择路径上。

其实,内蒙古其它一些盟市,自然资源条件并不比鄂尔多斯差,甚至在某些方面还大大优于鄂尔多斯,但是并没有走到鄂尔多斯前面去,这是为什么?例如,呼伦贝尔市、通辽市、锡林郭勒盟、阿拉善盟等能源资源也相当丰富,而鄂尔多斯缺乏金属矿产,难与呼伦贝尔市、赤峰市、包头市等相比;在水资源、森林资源、草原资源、水浇地资源等方面,鄂尔多斯也难以与东部盟市相比。

鄂尔多斯经济发展的基础原来也是内蒙古自治区各盟市最差的。改革开放之初,原伊克昭盟(鄂尔多斯旧称)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全区最低的,农业是吃返销粮的“大户”,现代工业基本是空白。即使是煤炭开发,伊克昭盟当时也仅仅停留在手工开发的小煤窑作业的水平上。因此,当时人们将伊克昭盟称之为“内蒙古的西藏”,认为是内蒙古自治区自然环境最差、经济最落后,生活水平最低的地区。

穷则思变,伊克昭盟在改革初期的一系列举措,为新世纪十年的强势增长,打下了牢固的基础,亦因此在未来迎来内蒙经济大变革的时代,率先脱颖而出。

早在1978年春天(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达拉特旗耳字壕公社康家湾大队的赵丑女向大队承包土地、生产资料,秋后获得大丰收,迈出了“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步,比安徽凤阳小岗村早半年。赵丑女是实实在在的“中国农村改革第一人”,康家湾大队是实实在在的“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达拉特旗是实实在在的“中国农村改革第一县(旗)”。

1979年,伊克昭盟在内蒙古(乃至西部省区)第一次以补偿贸易的方式从日本三井株式会社引进先进技术、设备、管理,建立伊克昭盟羊绒衫厂,由此发展起来的鄂尔多斯集团,如今已成为羊绒加工与羊绒制品生产在全国乃至世界均居第一的现代化大型企业;

随后,伊克昭盟大力推行“工业强盟”战略培育起鄂尔多斯羊绒集团、伊克昭盟煤炭公司(现为伊泰集团)、伊克昭盟化学工业企业集团等带动工业化进程的龙头企业,并相继完成股份制改造,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相继成为上市公司(内蒙古自治区至今仍有5个盟市没有上市公司),集资金额占全区的50%左右;

进入21世纪,中国与内蒙的经济气候发生了急剧转变。世纪之初,中国由轻型代工向重化工业转型的轨迹已初露端倪。随后,在一系列大型工程及城市基建的刺激下,此一转型终于蔚为大观,成为驱使中国近十年经济增长最为强劲的动力。与此同时,内蒙在决策层换届之后,依托资源禀赋,力行新政,对接大势,终于缔造出连续八年增幅全国首位的西部奇迹。

在此背景下,鄂尔多斯没有坐失良机,提出“二次创业”,抢抓西部大开发的机遇,实现跨越式发展,成为带动内蒙古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一批批大项目迅速落地、迅速建成,为鄂尔多斯的发展增添了强劲的动力。

鄂尔多斯市超前构筑,率先在国内按照“支柱产业集团化、骨干企业公司化、中小企业民营化”的思路,旗(区)经济以民营经济为主,大力推进中小企业转制;对集团公司成员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促进投资主体多元化。

在这一系列举措下,鄂尔多斯不仅GDP在总量获得迅猛增长,也打造出一批在国内乃至世界范围内具有高度竞争力的本土企业。至于胡润傍上的16位富豪,仅是鄂尔多斯国、民共进后藏富于民的冰山一角。

因此,鄂尔多斯不是靠“卖资源”卖出来的,而是靠30多年来坚持改革、开放、开拓、创新、实干创造出来的。鄂尔多斯的成功,为内蒙古自治区乃至西部地区开创了一条后来居上的成功发展道路,代表西部广大地区基本特点,体现了西部地区现代化建设共同的发展要求、发展趋势及其客观规律,既具有典型性,又具有在内蒙古自治区乃至中国西部地区推广的意义。

 

西部样本

衡量一座地区的GDP质量,产业上的均衡结构,是一个重要指标。资源型城市所遭受的最大非议,恰是来自于外界对其依托自然资源而形成的较为单一的产业体系。

然而,作为后发资源型地区,资源的合理开发,正是其赶超先进地区的最优途径。事实上,我们很难想象香港这个以金融、物流、创意为主导的服务型城市,会朝着重化、机械乃至能源产业倾斜。因此,针对现代化展不过十余年的中西部新型资源型城市的GDP结构批评,无视东西部区位与资源禀赋的差异,要求西部资源型城市向沿海发达地区经济结构等指标靠拢,实在是一个伪命题。

作为西部样本,鄂尔多斯以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定为城市产业基石,乃是基于扬长避短的必然选择。而事实上,鄂尔多斯之所以能够缔造出现象级发展现象,也与其主政者跳出纯粹的一次开采,拓展上下游的产业布局有莫大关联。

鄂尔多斯刚好处于中西部的衔接带与过渡带,承东启西,既是大西北的东桥头堡,又是东北、华北、中南坚强的能源大后方。鄂尔多斯北部不远就是蒙古国,再往北就是俄罗斯,往东经华北出渤海湾就是韩国、日本,再往南即可南下东南亚等地。鄂尔多斯还可通过大秦、神黄及包西、太中银等铁路和西气东输管道,将大量的煤炭、煤化工等产品输送到华北、华东、华南乃至东北亚、东南亚等地。卓越的地理位置使其煤炭工业在全国乃至世界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鄂尔多斯的决策者们确立的未来发展思路和发展目标是:控制总量,优化布局,有序开发,调整结构,提高效益,惠及百姓。

而在树立“大煤炭、大经济、大市场”的观念同时,又提出走“园区化、精细化、洁净化、多元化”的路子,倾力建设三大基地:即煤炭生产基地、煤化工生产基地、装备制造业基地,将鄂尔多斯打造成西部重工基地。

煤炭基地无需赘述,在已经成型的煤化工基地规划上,当前鄂尔多斯市煤化工产业集群建设区域主要包括以神华集团煤制油公司为龙头企业的乌兰木伦项目区、以汇能煤电集团为龙头企业的汇能煤化工项目区、以伊东集团为龙头企业的准格尔经济开发区、以伊泰煤间接液化项目为龙头的大路煤化工基地。

而在装备制造业基地方面,自2007年启动规划以来,截至今年9月,已有49个项目入驻,包括风机、汽车、煤机、3G信息和光伏装备等9个项目已陆续投产,这9个项目,预计到今年年底,可实现产值30亿元、税收1.2亿元。

三大基地的齐头推进,让鄂尔多斯围绕自然资源打造的产业结构更趋合理,集群吸聚效应初步显现。也逐渐颠覆了传统资源型城市的垂直发展路径。

而作为传统优势产业,鄂尔多斯市的羊毛纺织与农牧业并未沉寂,相反,若从工农业协同发展的成绩来看,国内中西部城市无出其右。其中的鄂尔多斯集团,更是拥有全国羊绒衫35%、全球羊绒衫25%的市场份额。

事实上,在鄂尔多斯创造性地发展出以能源为主,同时兼顾相关多元化的城市发展路径之后,西部在区位与资源禀赋上相近的地区,亦开始沿袭该模式制定后发赶超战略。

相对于东部地区,鄂尔多斯乃至内蒙古属于后发地区,而相对于新疆,鄂尔多斯又属于已取得阶段性成功的先进地区。在鄂尔多斯持续成长的过程中,其城市决策、产业布局与可持续模式始终受到新疆等地主政者的密切关注。

当前,哈密、伊犁等地区依托一次能源开发利用,继而打造靠近上游资源的能源制造业的路径,其中依稀可见鄂尔多斯十年来的探索实践身影。显然,对国土面积、矿产资源占全国60%以上的西部地区而言,鄂尔多斯的发展模式已超越河套经济圈,在未来的日子里,也必将成为广袤西部的经典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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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勇